日前，全国人大代表、物权法起草人之一、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透露，《城市拆迁条例(草稿)》已经拟定，正在广泛征求专家学者、被拆迁人等各方意见。据悉，在提交讨论的草稿中，开发商主导拆迁过程的旧模式将变更为政府主导模式。

在我看来，如若试行政府主导模式的城市拆迁条例，将拆迁“市场化”转变为“行政化”，这未必就能践行社会公共利益“最大化”。须知，“社会公共利益”对拆迁法律制度的设立至关重要。不管在立法上，还是在学理解释上，“社会公共利益”的概念都是不确定的，往往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偏差，这也正是导致城市拆迁权被滥用的客观因素。代表委员抛出话题的初衷，能否更好地“接轨”民意，笔者认为仍有待商榷。当前，城市因拆迁补偿方面到目前为止依旧纠纷不断。因此，必须对公平补偿的标准进行探讨，拟好补偿标准再谈拆迁模式，这或许来得更实在些。

一方面，对被拆迁人私有财产权的公平补偿，必须考虑私有财产的既有价值和可得利益。纯粹从现有价值出发去评估补偿数额，即便是按照市场价，也难以弥补当事人的损失。例如，残疾人或者普通下岗工人把其房屋出租，其生活来源主要就依赖于此。房屋本身可能已经有多年的历史，在市场上并无好价，此即“卖着不值，用着值”。征用此类房屋，仅依市场价计算，有失公平。所以，可得利益必须考虑在内。

对于采取非回迁的方式补偿的，还应考虑补偿拆迁给被拆迁人增加的隐性成本。由于大多数被拆迁人被安置到城郊，得到货币补偿的被拆迁人大多也买不起同类地段的房子，选择在偏远地段购房，交通、购物、子女入学等问题接踵而来，生存成本大增，加重了被拆迁人的经济压力，因此，拆迁人应当予以补偿。

另一方面，要维护“被拆迁房屋”业主的完全物权。首先，既保护房屋的所有权又保护宅基地的使用权的；其次，要按照“对世权”的方式来进行保护——除因公共利益需要政府依法征用或征收外，凡房屋业主均不仅有权就“补偿”数额及方式讨价还价，还有权就“迁与不迁”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。说白了，就是要以生存权为维权底线。

再一方面，公平补偿必须考虑分配正义。必须确定一个基本原则，即补偿必须保证个人的生活水准，不会因为私有财产权的征收或征用而降低。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，那么，我们的分配就会建立在让少数人生活水平急剧下滑的基础上，是不符合正义要求的。

值得警惕的是，时下各地正在进行的土地储备，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土地经营行为，城市私有房屋土地使用权应以法确认，并在拆迁中予以公平补偿。强行拆迁于法无据，应当慎用。消除矛盾必须在尊重被拆迁人各项权益的基础上进行公平协商、补偿。可喜的是，此问题已引起高层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，接着下发通知强令禁止。可以说，“行政救济”为拆迁搭建了一座民意桥梁。依此观之，在补偿标准合理的前提下，城市的拆迁模式掌握在谁的手里其实并不重要，政府主导模式倘若能将补偿标准进一步作“民本细化”，当角色转换对接上民意的安置，也就是拆迁模式的最佳契合点。